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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爱情故事

张耀杰 2018-02-19 22:31:47 阅读:

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爱情故事

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情爱传奇

摘录自张耀杰著《民国红粉》

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爱情故事

1912年4月1日,孙中山正式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。4月3日,他与唐绍仪、胡汉民、于右任等人,一同乘坐专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,下榻于三马路客利旅馆。随后,他与儿子孙科、女儿孙娫、孙婉,应邀前往老友宋嘉树家里叙旧,并且在宋宅留宿。

关于宋嘉树与孙中山,宋庆龄在《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》中回忆说,“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。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,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。此后,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,印刷宗教书,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。那时我们年纪都小,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,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。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。”

而在事实上,孙中山第一次入境美国旧金山的时间是1896年,他最初并不是在美国与宋嘉树相识的,而是由曾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的同乡好友陆皓东介绍,于1894年春夏之交在上海认识的。

1912年4月6日,孙中山一行至江南制造局考察并且赴哈同花园出席统一党欢迎会,23岁的宋霭龄正式以英文秘书的名义陪同前往。4月7日,孙中山应中华民国副总统、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,在汪精卫、胡汉民、章士钊、廖仲恺、朱卓文、孙科、孙娫、孙婉、宋霭龄、宋子文等人陪同下,乘海军联鲸号军舰前往武汉。

当时的许多珍贵照片,都是由18岁的宋子文负责拍摄的。4月14日,孙中山一行返回上海,当天晚上依然偕孙科、孙娫、孙婉入住宋嘉树家中。在孙中山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稽勋局的推荐之下,宋子文兄妹到美国留学,享受的是中华民国的稽勋公费。

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孙中山再一次流亡海外。1913年8月18日,他在国民党人丁怀瑾(石僧),以及日本友人犬养毅、头山满、萱野长知、宫崎寅藏的协助下秘密抵达东京,由头山满出面安排居住在邻居海妻猪勇彦家里,以头山满家为通讯联络地址,并且由日本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、安川电机的创业者安川敬一郎,每月提供一万日元的生活费用。

同年8月29日,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的宋庆龄,抵达日本横滨与宋耀如、倪桂珍夫妇及宋霭龄会合,并于9月16日随同宋霭龄第一次拜访孙中山。

当年的日本外务省密探,对孙中山的活动进行了全程监视,据此整理出版的《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(1913年8月~1916年4月)——日本外务省档案》,记录了孙中山与宋庆龄从相识相恋到曲折结婚的全过程:

起初,宋庆龄总是与宋蔼龄一起去见孙中山,然后再一起离去。

1914年5月24日,宋庆龄第一次单独访问孙中山。从6月起,她单独前往的次数越来越多,仅当月被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0次。

同年9月,25岁的宋霭龄与34岁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在横滨结婚,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一职逐渐由21岁的宋庆龄取而代之。

为48岁的孙中山表现出来的超凡魅力所吸引,年轻美丽的宋庆龄很快便坠入爱河。

同盟会元老邓家彦,于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被英租界当局判处6个月监禁,出狱后被孙中山派人接到日本。当时孙中山正在另行组建必须宣誓效忠并且加盖指印的中华革命党,遭到黄兴、胡汉民、廖仲恺、朱执信等元老派的强烈反对。

邓家彦受孙中山委托出面调解,“好像媒婆一般,两边说合”。有一天,他陪同胡汉民(展堂)拜访孙中山,“两人相谈甚欢,总理忽问汉民近做何事。汉民答以正攻习英语,总理笑谓汉民曰:‘余可介绍汝一位好老师。’原来即宋庆龄也。”

关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恋爱曲折,邓家彦的夫人谢兰馨回忆说:“宋庆龄于民国二年在东京与总理邂逅,总理屡向之求婚,彼则坚持总理为基督教徒,不得多妻,必先与卢氏离婚,方得正式议婚。总理不得已,乃遣朱执信携款二万元赴粤,迎卢氏来日本,卒签字于离婚证书,而后庆龄方与总理正式结婚。此事颇遭党人之反对。”

这里所说的朱执信,其实是对于孙中山的亲信保镖、洪帮大佬朱卓文的误记。相对于党内亲信以及长期两地分居的原配妻子卢慕贞,坠入爱河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必须面对的最大障碍,是宋嘉树、倪桂珍夫妇。

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情爱关系已经被党内亲信纷纷反对的情况下,住在横滨的宋嘉树、倪桂珍夫妇却一所无知。对于热恋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来说,短暂的分离成为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。

1914年7月8日,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成立大会,孙中山宣布就任总理之职。为了推动革命事业,他于8月14日致信1911年11月在伦敦认识的美国商人戴德律,希望美国有影响力的资本家,“能贷款至少一千万美元作初步战争费用,以为取得特许权的条件”。

12月25日,孙中山在致戴德律信中表示说:“目前我身边没有英文秘书。我先前的两位女秘书,是两姐妹,姐姐宋霭龄女士刚结婚,妹妹宋庆龄女士最近已回上海。所以,我不得不亲自用英文写信。”

与此同时,他要求戴德律明确答复能不能立即筹款,“以便我为明年的行动拟定计划”。

孙中山筹款运作的行动计划,主要指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,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宋庆龄的情爱追求。这一点在朱卓文的两封汇报信件中有较为集中地体现。

其一为1915年2月2日的信件:“廿九日抵沪,卅一日始与宋小姐相晤。据云他极愿效力党事,且急盼党事之成。至筹办地方一所以为他办事之用,他云此事他甚赞,惟须待数日,思一善法以避他母之疑眼云。刻下弟已将付[附]近一房陈设妥当,任他可(何)时均可到彼处办事矣。”

其二为同年2月4日的信件:“刻下弟在隔邻布置一房,以为宋小姐办事处。现他订于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教弟女以英文。此后有函件与他,照前日之住址便可直接收到矣。至先生之书已在通运搬回,惟零星四散,前之书箱已由彼等拍卖,一无所存,殊为可惜。现弟再购数书箱重行编好,置于宋小姐办事之房。此房颇为清净,谅当合他之意。”

宋庆龄的“极愿效力党事,且急盼党事之成”,足以证明她对于孙中山的用情专一,以及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维护。

比宋庆龄年长27岁的孙中山,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证明。他对于这桩跨代婚恋其实并不十分自信,以至于在1914年12月31日写给不久前丧夫的咸马里夫人的书信中,请求对方在宋氏姐妹离开日本期间,从美国前来提供协助。

为了追求宋庆龄,孙中山革命经费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,专门派遣铁杆亲信朱卓文及其女儿朱慕菲即慕菲雅(Muphia)在上海租赁“办事之房”,以邀请宋庆龄教授英文为借口就近联络、穿针引线。

晚年宋庆龄在《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》中,对于朱卓文父女有专门介绍:“1914年,我母亲健康情况不佳,要我陪她回上海看医生并服用对她有益的中药。……1915年10月,朱卓文同志(Jackman Chu)带着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慕菲雅来看我,他给我看孙中山先生打的一封海外电报让他当面密谈,迫切要我和朱同志及他女儿即去东京。写到这里,我要补充一下,朱卓文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,孙先生到美国三藩市时,朱卓文也在美国,从那时起他们成了好朋友。他们同往美国各州旅行,向中国学生和商人进行演讲,宣传推翻腐败满清王朝和建立民主中国的必要。他们也为了这一目的同往欧洲旅行。朱卓文在欧洲同‘机关枪公司’(Vickers-Maxim Co)等进行过商务上的接触。”

与宋庆龄这种粗线条的事后回忆相比,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,最为翔实地记录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曲折的,是1915年8月3日宋嘉树写给孙中山的英文回信,其中表示说:“7月20日大函刚刚收到。如果不是我离开神户两天,我将能早一点拜读尊函。我在舞子的前一站垂停留了两天。”

接下来,宋嘉树谈到宋庆龄的婚姻大事:“我极为意外地从您那里听说,罗莎蒙黛应允并且期待结婚,此点,您从未对我说过。此前,她告诉您,一旦她去上海,将结婚并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到东京从事可靠的工作。关于她未来的打算,她从未对我说过一个字。一些时候以前,您写信并且询问我,罗莎是否将和我一起去美国,我立即复函奉告,据我所知,她将留在家里陪伴母亲。现在,您告诉我一件十分新奇而难以置信的事情。我倾向于认为,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。它听起来如此奇特,如此可笑,这是超出于我的想象之外的小孩儿的玩笑话。”

罗莎蒙黛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。宋嘉树的“极为意外”和“难以置信”,充分表明他对于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恋爱关系毫无察觉。于是,便有了他剖心沥胆、推心置腹的反复表白:

“我的亲爱的博士,不要相信一个年轻女孩儿的小说语言,她喜欢给自己开玩笑。我能向您保证,我们是如此高度地尊敬您,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去伤害您和您的事业。‘大叛逆者’是我们大家永远的敌人,罗莎像您一样极为憎恨这种人。所以,不会有和这种坏人结婚的可能和危险。加上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,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作妾,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、皇帝或者是总统。我们可能贫于‘物质’,但是我们既无贪心,更无野心,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任何事情。您似乎担心她打算当皇后,这是不会的。我要再次表示,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引诱我们去做任何事情,用任何方式,去伤害您,或者您如此热爱、几乎全心全意地为之献身的事业。我将不会看到此类事情发生。您可以相信我,我将履行这一方面的承诺。我像您一样,是个一往直前的人,不希望欺骗我的朋友。我难以置信,她会有投身于我们共同的敌人脚下这种想法。她耻于和妾谈话,怎么会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。您知道,在热海的时候,她甚至从未和张静江的二房说过话。此外,不论是谁,我们不会允许女儿去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。对于我们说来,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。”

这里的“博士”,是杨天石在《宋嘉树与孙中山、宋庆龄的婚姻——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》一文中对于doctor的误译。作为老朋友,宋嘉树当然知道孙中山只是一个医生而不是博士。

关于“大叛逆者”,杨天石解释说,孙中山与宋嘉树之间的往来信件均用英文。“大叛逆者”的原文是Archtraitor。来函在此词上加了引号,表明此词来自孙中山原函。这是一个稀见词,由arch和traitor复合而成,含义比较复杂。它既有“大叛逆者”之义,又可以理解为“大叛徒”、“大叛国者”、“大卖国贼”。看来,孙中山在给自己的老朋友、未来岳父写信时,不好意思直说“似乎打算当皇后”的宋庆龄要嫁的是他自己;而是说明,宋庆龄想嫁给一个已有妻子的“Archtraitor”,用以试探宋嘉树的态度。

从孙中山的观点看,称自己为叛逆者并无不当,然而,宋嘉树没有揣摩出这层意思来,他只是从贬义层面来理解这一词语。

以当年的国情而论,能够称得上是“Archtraitor”的中国人,大概只有袁世凯和孙中山。作为孙中山忠诚老实的追随者,宋嘉树宁愿相信“Archtraitor”指的是袁世凯,也不愿意相信孙中山在形容他自己。在这种情况下,这位虔诚的基督教牧师,只好用天诛地灭的发誓诅咒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:

“我的亲爱的博士,请您记住,不管情况如何糟糕,我们都是您的真正的朋友。我可以断言,在中国人中间,没有人比您更高尚、更亲切、更有爱国心。明智而又有良心的人如何会反对您?我们宁可看到庆龄死去并且埋葬,而不愿意看到她为我们的大叛逆者作妾,即使是(做这种人的)妻子(也不能允许)。您可以放心,我们将上天下地,竭尽全力,防止任何此类事情发生。”

宋嘉树在这封长信中,还谈到宋庆龄的另外两名追求者:

“您说,您询问过我,罗莎何时结婚,我没有回答您,如果沉默意味同意,那您就将祝贺我和C。说实话,我现在不知道关于罗莎结婚的任何事情。永(yung)和丹纯(Dan Chung)过去经常访问她,但是,据我所知,她没有表示过愿和他们结婚。我没有听说过您在上次来信中所说的情况。我从未收到过您的那封信。它从未出现过。可能遗失在途中了。我如何能知道它的内容?如果我不知道,如何能在沉默之外,有其他表现?所以,沉默不意味‘同意’。您还是暂且保留您的祝贺吧!”

与此同时,宋嘉树保证说,“您的要求已被执行——您和‘永’的信均已付火”。

孙中山收到这封长信之后很快写来回信,其中应该承认了自己就是“似乎打算当皇后”的宋庆龄所要嫁的那个“Archtraitor”。

于是,宋嘉树在8月13日落款为“您的真诚的宋查理”的回信中写道:

“刚刚收到罗莎蒙黛的信。她说,她因为在上海的一个家庭里教书,不可能和她的母亲一起去姐姐那里。她们母女两人都要求我到山西宋夫人处,我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能答应,其中原因之一是,前些日子,我的健康变坏了。但是,即使我好了,也不去。我艰于行走。事实上,我变得如此衰弱,根本不可能恢复。星期天,我将乘法兰西邮船号赴上海,那里,我曾休养过。按照中国的风习,宋夫人必须到山西去,我将尽力选择某一个人和她一起去。我可能再回日本。倘若我回来,我将去看您。再见!祝您健康,事业成功。”

在这封信的正文后面,另有宋嘉树补写的附言:“在您再次见到我之前,请不要给我写信。”

杨天石据此得出的判断是:这说明,宋嘉树在主意未定之前,不愿意继续听取孙中山的有关陈述。他放弃美国之行返回上海,为的是与夫人倪桂珍商量并听取宋庆龄本人的意见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宋庆龄信中所说的“她因为在上海的一个家庭里教书”,其实是在孙中山出钱为她专门租用的“办事之房”里,以给朱慕菲讲授英文为借口,定期与朱卓文父女商量对策,以便排除来自父母方面的婚姻阻挠。这是已经感到“极为意外”和“难以置信”的宋嘉树,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巧妙安排。

孙中山去世后,最为坚定地联俄联共的廖仲恺,就是被洪帮大佬朱卓文安排的枪手给暗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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